茅臺價格時“寵辱不驚”

陳澤偉

近期，白酒“標桿”飛天茅臺市價有所下跌，又引發(fā)一輪熱議。實際上，這已不是茅臺價格今年的第一次波動。但茅臺價格的每一次波動，都會引起萬眾矚目，議論紛紛。

按理說，市場經(jīng)濟之下，一種商品價格浮動，不管是漲是跌，只要沒有囤積居奇、暗箱操作，那就再正常不過。但茅臺為何價格稍有調整，便坊間嘩然？究其根本，在大眾的眼里，茅臺已不單單是小小一瓶酒，而是一種符號，一種和“三公消費”掛了鉤的符號。

“喝茅臺的很少自己買”，這是當今世像。某研究報告指出，目前茅臺70%～80%的產(chǎn)量用于特供、團購及部分企事業(yè)單位、經(jīng)銷商的供應，只有20%～30%通過專賣店等到達終端市場。

再算筆小賬也能搞得清楚。國家統(tǒng)計局2011年的數(shù)據(jù)，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總收入23979元。一瓶茅臺2000元，就是一個城鎮(zhèn)居民一個月的收入，自掏腰包的老百姓哪個喝得下去？

那么誰在喝茅臺？在百姓看來，大多是有權的、有錢的?，F(xiàn)實中，確有一些官員，拿著公款酒池肉林，“崽賣爺田心不疼”，盡情揮霍。

今年兩會期間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中國扶貧開發(fā)協(xié)會執(zhí)行副會長林嘉騋提交了《關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費茅臺酒的提案》，提出了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機關公款采購茅臺酒等4條禁止公款消費茅臺酒的建議。禁止公款消費某種白酒竟然上了政協(xié)提案，這無異于給部分茅臺消費的公款背景作了背書。

有論者還指出，高檔白酒價格高不可攀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款消費致使市場對價格不敏感。只有嚴控公款吃喝風，才能真正防止高檔白酒價格高企。再一種情形，個人、企業(yè)埋單，用茅臺和官員“勾兌”，酒桌上談的是蠅營狗茍的勾當，交易的是國家人民的利益。被涂上更多色彩的并非只有茅臺，九五至尊煙、江詩丹頓表、愛馬仕皮帶、LV包，這些奢侈品也都時常卷入新聞熱點，遭遇千夫所指。

商品本身何罪之有？老百姓痛恨的并非昂貴的商品，而是痛恨背后那些非正常的消費之人；痛恨“三公”消費屢禁不止，官場招待文化積弊難除，大量公帑隨著酒氣蒸發(fā)；痛恨“人民公仆”拿了公權交換了私利，官商勾結、沆瀣一氣。

其實，平民百姓的心思很簡單：勤勞致富，光明正大，喝茅臺悉聽尊便；公款吃喝，官商勾結，喝茅臺決不允許。

茅臺何時能撕下符號的標簽，洗去多余的色彩，回歸純粹的商品屬性，人們殷殷期盼。

敢動真格才能控煙有成

董瑞豐

又到世界無煙日。今年5月31日，是《煙草控制框架公約》在中國生效后迎來的第6個世界無煙日，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國家規(guī)定出臺也已滿一年。但餐館、車站依然隨處可見“吞云吐霧”的癮君子，足證公約和規(guī)定的效力打了折扣。

控煙何以如此之難？煙民規(guī)模龐大，吸煙社交流行；以吸一手煙“為榮”，不以二手煙傷人“為恥”；國人性格內斂，非煙民“敢怒不敢言”——這些恐怕都是原因。不過，這些原因并非中國獨有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不妨借鑒一下境外控煙經(jīng)驗。

海外控煙有成效的國家，大抵推行了幾項措施：一是不斷擴大禁煙場所。若在禁煙場所吸煙，有極高概率會被“請”出門或直接被罰款，煙民成為社會“非主流”。

二是提升煙價、警示煙民。政府不斷增加煙草稅，讓高昂的煙價逼迫煙民戒煙。同時立法規(guī)定，必須在煙盒上顯著標明警示圖案。對比國內品牌香煙在海內外的不同包裝，后者簡直“不忍卒吸”。

三是重點“關照”煙草商。政府、媒體、公益組織聯(lián)手，對煙草產(chǎn)業(yè)開展反宣傳、反推銷。煙草廣告自然是嚴格禁止的，打擦邊球也不可以。大家在經(jīng)濟上算了一筆賬：控煙比不控煙更符合全社會的整體利益。

國內控煙沿襲了上述部分套路。平心而論，成效不小。吸煙有害健康的觀念深入人心，越來越多人認可和贊同公共場所禁煙。同時，無煙場所不斷擴大，在公共交通工具、電影院、體育館，禁煙令基本得到執(zhí)行。

但在一些地方，尤其是餐館、網(wǎng)吧，“吐云吐霧”者有之，掩鼻側目者有之，善言相勸乃至厲言禁止者卻無。這與執(zhí)法不敢動真格有關系。誰是責任人，誰來執(zhí)行，怎么執(zhí)行，倘若起沖突如何處理解決，細則都不完備。說到底，制止吸煙有沒有人“撐腰”？部分城市對此又專門立法，實施效果尚有待觀察。

對煙草行業(yè)也要敢動真格。煙草企業(yè)打擦邊球做廣告的苗頭要遏制；以科研之名反控煙之道而行的行為，要廣而告之；一些地方農戶寄望烤煙種植而脫貧致富，則要考慮如何合理補償、如何產(chǎn)業(yè)替代；部分地方政府依賴“煙草財政”，也要有規(guī)劃地引導產(chǎn)業(yè)結構調整。

從海外經(jīng)驗來看，控煙“非不能也”。只是當下有一個誤區(qū)，以為天下大事可心憂者繁多，禁煙控煙才多大事，扯出大旗說說也罷，真要花成本下功夫去做，卻大可不必。須知，大事小事本是辯證，提升公民素質、倡導科學新生活，不僅同所謂“大事”并行不悖，與我民生國運亦善莫大焉。

西方做法別有用心

廖百智

5月25至26日，敘利亞中部霍姆斯省小鎮(zhèn)胡拉爆發(fā)慘案，包括70余名婦女兒童在內的逾百平民被殺。聯(lián)合國安理會通過聲明強烈譴責，美、法、英等8國5月29日宣布驅逐敘外交官，法新任總統(tǒng)奧朗德稱不排除軍事選項，巴沙爾政權壓力大增。

但西方國家委實操之過急。

一是事實真相尚未水落石出。慘案與敘動蕩以來多次平民遭屠戮案件類似，政府與反對派各執(zhí)一詞，互指對方為禍首。聯(lián)合國人權事務最高專員署經(jīng)實地調查，也僅稱死者中20余人亡于大炮坦克，其余均死于近距離槍決，但到底何人所為還“需進一步確認”，即聯(lián)合國并未將“屎盆子”扣在敘政府頭上。

二是西方指責沒有依據(jù)。據(jù)悉，僅有目擊者稱慘案是親政府的武裝組織所為，但“目擊者”一詞幾乎是利比亞戰(zhàn)爭前期西方媒體最大的信息來源。聯(lián)合國制裁利比亞的1970號決議的出臺，就是因為有“目擊者”在匿名電話中稱，卡扎菲去年2月21日用軍機轟炸了綠色廣場上的示威民眾，但時至今日它仍是一樁無頭公案。巴沙爾也稱“敗給了西方的輿論戰(zhàn)”。

三是西方做法別有用心。未獲切實證據(jù)即迫不及待地采取敵視行動，只能讓人懷疑其動機不純。事實上，因為與伊朗和真主黨關系密切，敘利亞一直被美歐等西方國家視為“眼中釘”，推翻巴沙爾政府是其不變目標。他們對俄中等和平力量無可奈何，對安南的調停努力冷眼旁觀，對敘政府開啟的政治進程視而不見，如今看到“機會”自然趕緊跳了出來。

不過，敘危機還未走進死胡同，各方仍有努力空間。

一是安南沒有放棄調解。二是各方未到“攤牌”時刻。反對派還是“阿斗”，領導層內訌、分裂不斷，令西方國家頭疼；巴沙爾仍獲軍隊效忠，至今未有大規(guī)模倒戈；西方國家有心無力，囿于國內政治、經(jīng)濟形勢難以再次發(fā)動戰(zhàn)爭，軍事威脅純屬“虛張聲勢”。三是俄中力促政治解決。

真正有道義感、有責任心的國家都不希望敘重演如今利比亞的亂局，因此，國際社會在敘利亞問題上還需慎重。當務之急是要找出兇手、分清責任，并采取相應措施避免類似事件發(fā)生；安南的和平計劃來之不易，各方不應輕易放棄；敘政府應顯示更多誠意，積極配合國際社會調查，當前情況下，任何單方查證都已無法取信于人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出言反對只能讓人懷疑“有鬼”。此外，媒體應堅持公信、中立原則，不能昧著良心，或出于政治目的、或為吸引眼球而歪曲報道，不幸的是，類似事件在敘利亞問題上實在太多了。